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人格理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要求重视和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新年伊始，他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前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这一重要论述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指出明确方向和路径。
腐败之祸多起于“萧墙之内”
家风与官员的操守有直接关联：家风正，则为官清；家风劣，则为官浊。古往今来，几乎无不如是。当前，党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应该说有着极为具体的现实指向。据有关媒体初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纪委发布的100多份中管干部及以上级别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至少有80人的违纪问题涉及到亲属、家属和身边人，比例高达80%以上，情形之严峻着实让人忧心。通过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落马高官的案例，不难发现“父子兵”“夫妻档”，甚至是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的奇异景观，并最终形成一个共腐关系圈。与普通老百姓不同，为什么只是部分而不是所有领导干部家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从表象看，原因在于这些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形象地借用一句古语来说，其腐败之祸的起因“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大量家族式腐败案例表明，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吏，而全面从严治吏就必须重视反腐倡廉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家风好不好，归根结底取决于作为家庭核心成员的领导干部。古人曰：“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譬如，刘铁男之子贪婪，就直接源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他自己交代：“小的时候我爸每次在路上都会跟我说，做人要学会走捷径。一定要有出息，要做人上人，这样才能过得好，才能受人尊重。”长大后，脑海中全是父亲灌输的扭曲的金钱观、价值观、人生观。正是刘铁男对子女的过分溺爱，毁了自己也毁了家人。再譬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在忏悔录中说：“家就是权钱交易所，我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少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政治生态。”综合大量家族式腐败案例，可以发现领导干部家风蜕变的内在生成机制，就是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扭曲、亲情观变形、价值观偏离三者叠加，在家庭中起到反面示范作用，从而使权力在利益面前变质，原则在亲情面前变通，底线在人情世故中失守，导致全家皆腐。
注重传承，让优良家风世代相传
古代历史上，大凡为官做事清正廉洁的官员，都十分重视家庭建设和管理，其身后都有一个家风正派的家庭。根据记载，中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规家训家戒至少有120种，包括《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章氏家训》等。历代的家规家训家戒都强调家国天下、积德行善、以俭治家、以廉养人的思想，熏陶和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爱国济民的栋梁之材。例如，唐朝名相房玄龄继承“人皆因禄福，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的家训，铸成“贞观之治”的家国辉煌；宋代名臣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受人景仰，就在于他受益于“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的家戒；清官包拯一生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始终坚守高洁之风，被后人奉为神明崇拜，称之为“包青天”，与其“后世子孙仕安者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者，非吾子孙”的家风有关系；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国之危难时重义轻利，留下“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的家训。
许多革命先辈不仅是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继承者，而且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开拓者。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始终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注意用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曾郑重地向全党推荐《战国策》中名篇《触龙说赵太后》，阐述两个道理：一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二是子女如果“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抉重器多也”，结果只能是“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曾用亲身经历和点滴感悟，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备受人民敬仰和爱戴的周总理的“十条家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就有任何特权待遇，一点特权思想都不能有。”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回忆说：父亲习仲勋“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父辈所传承的红色家风对习近平影响深远，使之“具有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因”，养成了过硬作风。
将优良家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建设优良家风，领导干部起主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领导干部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其一言一行对优良家风形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历史上，陈云是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楷模。他曾指出：“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作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陈云一生为树立良好家风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信念之坚定、品格之高尚，令人敬仰。新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首次将“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列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当前加强优良家风建设，领导干部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基础上，着重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权与情的关系，践行“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的作风，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二是公与私的关系，“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立家规，给家人做榜样。
建设优良家风要制度兜底。从本质上说，家族式腐败的生成是领导干部没有把手中掌握的公权力看作为人民服务之公器，而是自己的私有物，奉行“封妻荫子”特权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隐蔽地滥用权力的缘故。因此，加强优良家风建设，要在党纪国法上筑牢制度防线，切实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延伸和覆盖至家庭。要针对领导干部家风蜕变的普遍性病理症状，探索进一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等规章制度，从制度上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要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考评纳入考评机制，将其作为领导干部提拔使用、晋级、奖惩的重要依据，实施严厉的作风纪律约束；要积极拓宽监督渠道，使领导干部广泛接受群众、媒体及社会监督，对领导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亲情圈等“8小时之外”活动做全方位监督，让公权力行使的各个环节及其亲属和身边人行为置于有效制度监督下，加大制度化问责力度，督促领导干部严于律己、审慎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