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劝诫武将吕蒙及蒋钦多读书学习，说：“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却以军中事务繁杂为托辞。孙权先以身为江东之主的自己打比方劝说“卿言多务，孰若孤？”又举例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刘秀和老而好学的曹操，反问吕蒙“卿何独不自勉勖邪？”于是吕蒙“始就学”，且“笃志不倦”。
在吕蒙眼里，“当涂掌事”曾是逃避学习的幌子，而在孙权口中，“当涂掌事”恰是督促学习的鞭子。经过笃志学习后，曾经被鲁肃认为“但有武略”的吕蒙亦可“密为肃陈三策”，使其“敬受之”，学习对于吕蒙的益处显而易见。而在浩瀚历史星河中，因中道就学而“华丽变身”的“当涂掌事”者又岂止“吴下阿蒙”一人？战国纵横家苏秦早年“出游数岁，大困而归”，遂发奋苦读，引锥刺股，及至学成，“并相六国”，建立起合纵联盟，抵御强秦侵略。北宋武将狄青在范仲淹教导下，“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后在对外御敌中屡建奇功，被宋仁宗一路提拔至枢密使，称为“朕之关张”。
与之相应，以“当涂掌事”鞭策“吕蒙”们学习的“孙权”们也并不少见。在汉朝，“明晓法令，足以决疑”不仅是仕宦的必要条件，也是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东晋十六国时期，国力强盛的前秦朝廷明确规定，官员“岁禄百石以上”者，若“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就要被罢免官职。宋太宗时，每年组织任职期满的各级官员参加“试判”考试，以此来考查其是否通晓相关法令规章，朝廷根据官员的考试成绩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
重视学习、培育人才的优良传统，传承至今。我们党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样要求“当涂掌事”者注重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每有重大举措，总要先组织中央政治局同志专门学习研讨，以此率先垂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其实，早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就指出，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如果不加强读书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由此可见，学习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至关重要，不是能够以“多务”而忽略的选做题，而是非做不可的必答题。
当前，各级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的学习越来越重视，不少地方积极开展读书会、学习月等活动，掀起了好学向学的热潮。然而在少数人身上，依然能找到“吴下阿蒙”不懂事时的影子。他们一面抱怨会议多、接待多、事务多，以致无暇学习，另一面却在空谈务虚、迎来送往的事情上虚掷时日，成为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庸俗的事务主义家”。更有甚者，全然不顾党和人民的期盼，热衷于把本该用于自我“充电”的精力挥霍在酒场饭局，将心思倾注于追名逐利。长此以往，或沦为庸官，落后于时代，或因纪法观念淡薄，终至身陷囹圄。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在忏悔录中写道：“学习流于形式，导致我对党的方针政策、党纪党规的认识非常肤浅，有的甚至闻所未闻。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思想上没有了是非界限，心理上没有了敬畏感。”
《礼记·学记》有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当涂掌事”，岂可不学？领导干部承担着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重要职责，绝不可把肩上的担子当成逃避学习的幌子，而要把它当成督促学习的鞭子，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戴明 顾文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