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深化，下功夫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使批评教育成为常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纪委监委深入各区（市、县）和市直有关部门开展专题调研，查找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进一步精准运用“第一种形态”切实发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三不”现象影响“第一种形态”运用
认识站位不高。少数党组织认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纪委的工作职责，错将“把纪律挺在前面”视为把纪委挺在前面，没有将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为维护本地区本部门政治生态的分内之事。个别纪检监察干部存在以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过多强调查办案件，重显绩轻潜绩，在初核问题线索时做选择题，重“违法”轻“违纪”，重“抓大放小”轻“抓早抓小”，重“惩处极少数”轻“管住大多数”，忽视对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等问题的监督检查。
理解运用不准。有的对“四种形态”的具体情形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如对轻微违纪问题线索的处置，在适用“第一种形态”上该采取谈话还是通报批评，适用何种类型的谈话不善把握。有的将谈话和函询分割开来，甚至混淆谈话函询处理线索方式与一般工作谈话、廉政提醒谈话等概念，范围划定、程序处理、办理时限和结果处置不够规范，影响了谈话函询教育、震慑作用的发挥。有的以集体谈话、约谈等单一方式进行，忽视通报批评、召开民主生活会批评帮助、限期整改等方式的综合运用，缺乏针对具体问题的“一对一”、点对点的谈话，影响了运用的效果。
责任落实不力。一些党组织党的建设不力，特别是个别具有一定行政审批权、资金管理权的民生领域主管部门，重审批轻监管、重发放轻管控，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时，提醒纠正不及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单位党组织奉行好人主义，谈话提醒碍于情面，把谈话变成聊天、拉家常或纯粹的工作交流，批评教育流于形式。有的单位将民主生活会搞得“一团和气”，批评上级怕丢乌纱帽，批评同事怕伤和气，自我批评又怕暴露问题，开展批评点不到要害、戳不到痛处。
“三缺”问题牵绊“第一种形态”实践
运用程序缺标准。尽管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四种形态”作了原则性规定，一些地方结合实际出台了运用“四种形态”的实施办法，但对于“第一种形态”特别是其中的12项组织措施什么时候运用、谁来实施、怎么实施等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和固化的工作流程。
分工协作缺机制。“四种形态”的运用涉及各个方面，目前一些地方的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纪委监委和其他相关部门在健全完善“四种形态”协作联动机制上存在责任边界不清、任务不明现象，尚未形成工作合力。如，在“第一种形态”中，党委、组织部门和纪委监委都是谈话函询的主体，什么情形下由谁来谈，没有具体细化和明确，存在各自为政、单打独斗、信息不畅等问题。
后续跟进缺措施。有的将“第一种形态”当成消化问题线索的一种方式，更多的是采取初核方式处置，谈话函询量偏低，忽视其结果的充分运用。有的谈话函询流于形式，开展谈话函询工作事前准备不充分，事中谈话轻描淡写、不痛不痒，没有起到“大喝一声、猛击一掌”的效果。还有的一谈了之、一函了之，事后督促检查不力，整改落实不到位，巩固提升缺办法，“后半篇文章”没有做到位，导致已经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
“三有”困惑制约“第一种形态”落地
线索收集有短板。一些违纪问题的产生存在一定潜伏期，初始萌芽阶段不易被察觉，有的使用手段趋于隐蔽化和智能化，调查取证难。有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出于顾及单位所谓的荣誉和“面子”，不敢或不愿“亮家丑”，甚至对轻微违纪行为隐瞒不报，造成问题线索流失。同时，问题线索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从信访、巡察、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中获取。
标准把握有难度。目前各地对运用“四种形态”界限标准和适用情形还不够细化，遇到具体问题线索处置时感到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尺度不好把握。比如，对反映一些苗头性倾向性违纪问题线索，究竟是否对其“咬耳扯袖”，是适用“第一种形态”还是“第二种形态”，在诫勉谈话和党纪政务处分的选择上难以抉择。
实践运用有误区。比如，学习“四种形态”统计指标体系规定不透彻，简单将问题线索处理结果作为划分“四种形态”依据，认为“第一种形态”应当是线索处置的结果，简单地将运用“第一种形态”等同于谈话函询。又比如，审批程序不严谨，有的认为只有立案才需要履行审批手续，而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置问题线索则不需要批准。再如，扩大统计范围，将党委或纪检监察机关没有问题线索反映而开展的常规性任职谈话、廉政谈话、警示教育等纳入“第一种形态”统计范围。
精准运用“第一种形态”的对策措施
压实主体责任。一是立足“早”。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动态掌握和分析研判其思想、工作、作风和生活情况，对苗头性问题或轻微违纪行为，灵活运用廉政谈话、提醒谈话、组织约谈、信访约谈、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方式，早发现、早处置，防止“小过错”演变成“大问题”。二是注重“常”。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三会一课”等载体，通过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谈心、谈话等方式，对“小问题”严批评、多敲打、勤提醒，将“红脸出汗、咬耳扯袖”落实到日常工作和组织生活中，推动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来。三是强化“责”。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将“红脸出汗、咬耳扯袖”列入主体责任清单，作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述责述廉等重要内容，围绕权力集中、信访反映较多、违纪案件易发多发的领域建立“问题清单”，加强综合协调和常态督查，采取定期报告和专题报告、“带单”督查、约谈函询、追责问责等有效机制，推动责任落地。
压紧监督责任。一是聚焦监督重点。加强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纪委、省纪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执纪，突出政治监督，强化对“关键少数”以及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等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抓早抓小，动辄则咎。二是做实派驻监督。善于从被监督单位权力运行的特点规律中发现问题，找准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将日常监督嵌入到事前酝酿、事中讨论、事后执行全过程，综合运用参加党委（党组）会议、专项检查、巡视巡察和督促反馈问题整改等方式，加强监督检查，从中发现问题线索。三是创新监督方式。健全“信、访、网、电”四位一体信访举报监督体系，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实现工作行为、权力运行全程记录留痕备查，为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
抓住关键环节。一是在线索处置上，由案件监督管理室对问题线索集中统一管理、动态更新、定期汇总核对，建立管理台账。建立问题线索集体分析研判机制，严格按照谈话函询、初步核实、暂存待查、予以了结四类方式分类处置。二是在适用标准上，以“六项纪律”为标尺，对拟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置的问题线索由执纪监督部门组织实施。对处置措施适用的准确性，必要时可组织案件监督管理、执纪监督、审查调查部门进行前置评估，统筹考虑“时间节点、问题性质、个人态度、群众口碑”等因素，综合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合理确定适用措施，做到宽严相济。三是在措施方法上，运用“第一种形态”除谈话函询了结和“面对面”初核了结两种情形外，还要充分运用好提醒谈话、警示谈话、批评教育、纠正或责令停止违纪行为、通报（通报批评）、诫勉（诫勉谈话）等12项组织措施，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咬耳扯袖”。同时，运用检查、通报等方式强化对单位和基层党组织的督导，确保监管责任落地。
着力提质增效。一是做实“四种约谈”。进一步完善预防提醒谈话、询问示警约谈、纠错诫勉约谈、问责处分约谈，按照“一人一套约谈方案、一份约谈提纲、一份问题清单、一份签字背书承诺”和“一人一档”的要求，加强痕迹管理和对相关党组织和党员整改情况的跟踪，对思想认识、整改落实到位的，予以了结；对未予纠正或不知收敛再次出现同样问题的，依规依纪从重处理。二是善用函询核实。经函询核实，对确有轻微违纪，但本人认识深刻、整改及时到位，应追究责任但免予责任追究的，应对其进行约谈；对经核查有轻微违纪行为，需要进行责任追究但未达到纪律处分的，应进行诫勉谈话、批评教育，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强化“红脸出汗”效果。加大谈话函询后的抽查力度，对敷衍塞责、欺瞒组织甚至边谈（询）边犯的，要从严从重转为“第二种形态”处理。将“第一种形态”运用情况在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一定范围内公开，记入干部廉政档案，作为廉政考核、干部使用的参考条件等。通过“一案一整改”，督促职能部门堵漏建制，流程再造，扎紧制度笼子，从源头上有效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
完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监测预警机制。依托大数据监管平台，针对廉政风险点主动预防、分级预警。比如，建立预警提醒，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及时谈话提醒、咬耳扯袖；对信访、举报反映存在问题的，及时调查了解、依规处理；对出现轻微违纪违规问题的，及时提出要求、督促整改。二是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建立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对约谈、通报批评、函询等内容分类整理分析，实时、准确地反映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第一种形态”情况，针对存在问题督促整改落实。开展不定期和交叉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第一种形态”工作开展情况、应用哪些工作方式、发现多少问题、整改是否到位、警示挽救多少党员干部等。三是健全沟通协作机制。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组织（人事）、审计、公安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抓好线索移送和信息互通，建立反应灵敏、渠道畅通的信息沟通和工作联动机制，形成推动“四种形态”落细落实合力。（贵州省贵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