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包拯传》在述及包拯早年仕宦生涯时，有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
（包拯）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这尚不足五十字的记载，自然是包拯一生诸多清官事迹中司空见惯的一件而已。不过倘再三思索，此事颇能体现包拯做人为官的定力与卓识。
细细研读，首先该事件最表象的意思，即端州特产砚台深受皇城达官贵人喜爱。前任长官完成贡品任务之余，大肆搜刮数十倍的端砚四处“孝敬”权贵，从而博取好感，希冀获得提拔。而包拯上任后只保证上贡数额，既不送礼，也不私留，刹住了这股不良风气。其次前任知府为了个人飞黄腾达，每年都竭力征收大量端砚，势必加重下属和工匠负担，导致官民皆不聊生，难以持续，无异于竭泽而渔、为后任挖坑。再深一层讲，前任如此不顾实际、掠夺性开发的方式，无非是要给上级做出“漂亮悦目”的“成绩单”，此错误的政绩观层层下达传导，最终会逼迫下属们争相仿效、疯狂盘剥，甚至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来满足领导的胃口。任其蔓延，在端州做官恐沦为急功近利、媚上欺下者的投机游戏。
想必包拯意识到该乱象背后的深刻危机，其“不持一砚归”之举的效应，绝非只求个人廉洁而已。毕竟此风一开，遗祸无穷。
奈何覆辙总有人重蹈。700多年后，发生在所谓盛世乾隆朝的“甘肃冒赈案”，可谓将端州官场的教训以极为夸张的形式呈现。甘肃向来地瘠民贫，百姓口粮基本依靠官仓接济，而该省积储官粮主要有国家划拨资金采购与捐监两条途径。所谓“捐监”，是指但凡读书士子要想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豆麦谷粮，从而获得应试入官的凭证。一旦遇到灾荒，官府就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亶望出任甘肃布政使，他说服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灾荒连年，仓储不足，应恢复旧例用捐监粮米赈灾为由，请朝廷允许本省开捐纳粮。清廷认为王的要求出于体恤民众疾苦之心，值得肯定，于是欣然批准。三个月不到，王亶望向中央汇报，所收捐的粮食已超过每年规定各省征收的五十万石总额度，且足足超过了十二万石。乾隆闻之甚喜，遂给予“好！实力为之，勿始勤终怠可也”的批示。
受到嘉奖，王快马加鞭，继续表现给力，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单从其提供的数据显示：甘肃捐监开办以来，极大缓解了边疆储粮亏缺的难题。干出了如此好看的“政绩”，王亶望自然受到重用，三年后，升任浙江巡抚。
就在王赴任浙江时，就有人反映其家财“有数百头骡驮载”，朝廷虽当时未予深究，但问题已摆上桌面：一个口粮都需要依靠赈济和捐纳保障的省份，它的副省级干部家底怎么这般丰厚？
答案就藏在捐监里面。其实王亶望玩了一个大大的猫腻。所谓仓储不足只是个幌子，捐监实际上是假公济私的“名目”。王要求各地府县官员必须让监生把应捐的谷粮折为银子。当时清廷规定每名监生捐粮43石，王把这43石粮食改收银子47两，另外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合计每名监生共捐银55两。这样一来，监粮顿时变成了白花花诱人的真金白银。
并且领回的银两也不准购买粮食充实官仓，而是设立小金库为其所用。此举明摆着就是冒领国家赈济款，起初不少下属表示疑惑甚至担忧。然而王亶望毕竟官大权重，只手遮天，径直通告全省官员，他办事只有一个标准：“有州县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灾分报多些，有些州县待我平常的我就不准他多报”。
天高皇帝远，既然乌纱帽握在王亶望等人手中，朝廷根本不可能追查，知府知县们迫于高压，有的只得按要求办事，有的索性同流合污，极力迎合，将水搅得更浑。比如皋兰县知县每年要给王送银二万两，供其一切花销，平番县知县则被王每年勒索一万八千两。日子久了，大家习以为常，贪墨成风，甚至甘肃官场出现“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的索贿标配。正是如此强逼之下，王硬生生给自己造出了一份夺目的政绩单，也积累了超过三百万两的家底。
博名又捞利，王亶望养肥了自己，却败坏了甘肃一地的政风。七年后，此案东窗事发，结果触目惊心：惩处总督、布政使及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0多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数省。当然最让人喟叹之处在于，王亶望如此好大喜功、满足私欲，为何持续长达七年，甘肃各级官员都心知肚明却默默执行，难怪乾隆事后感慨“内外大臣无人不知，竟无一人举发陈奏”。恐怕在王亶望贪腐初期，很多官员仅是慑于压力，被迫落实，可谓“上逼下行”；然而时间一长，趋于常态，官员们习惯了，也尝到了甜头，于是便恶化到“上行下效”的程度。
由此可见，风气不变，影响的不只是一地一部门的政绩，而是有可能摧毁那非常珍贵的世道与人心！
有一种虚伪，叫做被逼无奈，这，或许就是包拯当年“不持一砚归”深意所在。（王学斌）
